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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佳:走进光明 走向世界

日期:2010-04-22  浏览:335  来源:品牌中国网

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佳

     品牌中国网讯 4月22日,由全国妇联与品牌联盟联合主办的2010品牌中国 (女性)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。主题为“品牌女性——和谐•创造•世界”,品牌中国网进行全程报道。图为: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佳发表了题为“走向光明 走向世界”的主题演讲。

  杨佳:  

    尊敬的各位领导,同志们,姐妹们,大家好!我来自中国科学院,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,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,而我却看不见大家。可我还在教博士生,还在讲新课,还在主持科研项目,28年了,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。谢谢叶莺老师,刚才的一席话我很感动,我是叶莺老师的粉丝,她不但工作出色,穿着也出色。所以今天我见到她第一句话就说,电视台你做节目的时候穿的是一身红,今天是什么?我知道她是一身咖啡色的衣服。

 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,包括全国妇联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、平等机会百折不挠。在品牌建设方面,我们也应该学习全国妇联,因为1995年北京主办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一炮打响,成为世界公认的品牌。2000年,我有幸在纽约参加了世界妇女代表大会,名称是“北京佳五”,今年在北京再次召开了世界妇女代表大会,名称是“北京佳十五”,作为中国的一位女性我感到非常自豪。

  当年参加纽约世界妇女代表大会,我在现场亲自聆听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一句话,他说“中国有句名言,妇女能顶半边天。”我知道这句话来之不易。我的外祖母已经90多岁了,小脚,不识字,没有儿子,只有女儿。在男尊女卑的旧社会处处低人一等,抬不起头来。但她非常有志气,凭着自己好的针线活撑起了一个家,而且让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,成为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,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。

  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,15岁考上大学。毕业论文美国教授破例打了满分100分。19岁成为大学老师,当时学校有个土政策,工作必须满三年以后才让考研究生。就这样,22岁我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,24岁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,一路走来阳光灿烂。

  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。1992年,我眼睛的世界开始朦胧起来,先是上课读课文读错行,到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,更可怕的是,视力不行了,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,就像舞台上的大幕徐徐向中心合拢。换句话说,一个人坐在我对面,我只能看到他的一只眼,就像毕加索的画一样。到后来发展到连一个字都看不全。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,失明将不可逆转。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,西医、中医、针灸,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,可都无济于事。

  终于,一个早晨,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。那一年我29岁。失明的痛苦难以言表,尤其是像对我这样一个中途失明的人。刚才大家集体合影的时候,突然停了一下电,大家不知所措,多少有一点感觉。可对我来说,这一体验就是整整18年。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、家庭的破裂,他走了,也带走了心爱的女儿。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,残疾女性更难,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。一次做公交车,有人提醒我,那儿有个座位,我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拼命的想,他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?再想,一个生活中连这儿、那儿都搞不清的人,那么她生命的位置又在哪里?我苦苦思索,我该怎么办,是在估计中沉沦,还是在困境中重生。我别无选择,只有面对现实,从头再来。

  我像个孩子,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、吃饭、走路,用盲杖看路,走着走着竟把自己拌到了。用吸管喝饮料,一低头,吸管戳到眼睛。现在大家看我戴着眼镜不是为了装饰,而是防止眼睛再受外伤。不能看书,我就听书,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;不能写字,我就学盲文。可30岁的我连盲校都不收了,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求教,从ABC摸起。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,实在是太难了。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,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,每个字母CABBAGE,摸的清清楚楚,就是不解其义,我堂堂一个英语教授竟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。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。

  我有一个梦,我还想教书,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。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,爸爸给你当拐杖。就这样,失明18年,6000多个日日夜夜,冬去春来,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,挤地铁,辗转到教学楼,风雨无阻。早上8点,我准时在教室里迎候我的学生们,他们哪里知道,为了不迟到,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。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,学生们哪里知道我紧贴黑板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尺寸。我与时俱进,采用多媒体教学,学生们也不会知道,工作台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。

  新学期第一堂课,我总要尽量多的提问学生,学生们也不会知道,那是我在用心记住大家的声音。就这样,几周课下来,学生们竟未察觉,他们的老师是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。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《小杨教书》中写到,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。我还想写书,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,苦战数月,我的书一本本出来了有《研究生英文协作》,《研究生英语阅读》,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。我的导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,被誉为中国英语语言学界第一人,她也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(音)。她为我的书作序,称这是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。我重新找到了自信,看到了光明!

  我还想读书。要读就读最好的,要读就读最新的。2000年我考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,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。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,学生全凭笔记。我凭借学校提供的一个特殊的键盘,每上一堂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,身旁的同学提醒我指示灯亮了,我就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。一堂课下来,同学们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份完整的讲义。每堂课阅读量都很大,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下500多页,同学们叫苦不迭,感觉时间不够用。对我来说,时间就更不够用。因为我先要把教材一页一页的通过扫描仪扫到电脑上,再通过电脑特殊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,这么一折腾时间全没了,只有靠拼速度。我用原先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加速到每分钟听400个英文单词,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调的语速。就这样,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,不仅圆满完成学习任务,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比其他同学多学了三门课。我的毕业论文《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》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。教领导艺术课的是哈佛顶尖教授,曾在白宫效力为四位美国总统,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,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分A+,并证书题词。

  这位教授课堂上讲领导艺术时也曾经熟练的引经据典,其中就包括老子的“上善若水”。歌本教授为我的证书题词,他说“佳,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。”毕业典礼上,当我从院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,他对我说,“恭喜你佳,你是中国的软实力。”顿时,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,为我,为哈佛大学见校300多年以来第一位获得MPA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,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激动,无比自豪。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,中国人是好样的,中国女性是好样的!

  哈佛学成回国,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世界。我在研究生院,也是在我国首创经济全球化和沟通艺术课程,我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。我由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,成为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。作为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,我为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参会志愿者制定了NP3H专业服务标准,填补了国内空白。我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及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。我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。

  其实一个人以什么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她如何运用这些知识,服务社会,报效祖国。2008年,我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在上海考察,一封急电让我马上赶赴纽约,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。这是联合国新设的一个机构,其宗旨就是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。委员会的官员将审议各国的履约报告,到了纽约我才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。我国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使团的人对我说,你怎么现在才来,澳大利亚的候选人一个月以前就来了,天天在联合国游说。当时的情况是,这是我国外交史上最艰难的一次竞选,41个缔约国投票,有23名候选人,只能选出12名委员。委员中有的任期两年,有的四年。能否当选?我是中国政府提名候选人,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。

  我面带微笑,“你好吗?”我用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熟练地向各缔约国代表热情的问候、交谈。角逐无声而激烈,一轮、二轮、三轮,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,紧接着开始抽签,我们中国又当选为任期四年的国家。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,冷战思维非常的浓厚。

  这个委员会是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之下,我们知道联合国人权机构80%的位置是由美国人掌控的。我第一次参加委员会会议的时候,感觉很累,处处受排挤,处处受打压,举牌举了半天要求发言不给我机会。有了发言机会,我的发言会故意被曲解。特别让我不能容忍的是,委员会领导层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唯独没有亚洲,没有中国。这将对来年我国履约非常不利。我据理力争,委员会口口声声谈人权,世界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?中国!哪个洲残疾人最多?亚洲!就这样,硬是把会议议程拖了一天。最后,由委员会两次提名,我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专家委员会副主席。在2010年度委员会的年度选举中,我又以精湛的